探索推進區域一體化進程的有效模式和方法，是世界各國中央和地方政府謀求發展、提升競爭力面臨的普遍問題。由于各國的歷史文化、行政結構等不同，政府合作模式也各不相同，從中尋找成功經驗與一般規律，可為推動我國跨區域治理與政府合作提供借鑒。
(一)美國的城市群多主體合作模式
美國的城市群發展模式并不完全一致，但共同點是多主體化。一種是在城市群中建立類似于議會的政府理事會，城市群內各城市政府自愿參加，并分別派出同等人數的代表組成理事會。政府理事會的日常經費來源于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撥款、各城市政府的理事會會費以及企業和市民的捐助。為保障政府理事會順利運行，聯邦政府和州政府通常會出臺相應的法律。城市群政府理事會的主要職能包括：制定城市群發展規劃，對規劃實施的過程和結果進行監測、評估，并及時反饋給各成員以便規劃修訂完善。與單個城市政府相比，理事會在規劃城市群未來發展以及內部經濟和社會事務時，視角更全面更宏觀，可以更加有效地處理城市群內部問題。例如，可以組織理事會成員城市簽訂協議，明確各自權利義務，減少“搭便車”現象。協議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城市政府間簽訂關于公共安全、垃圾處理、圖書館等領域的合作協議，一方付費，另一方提供服務;另一類是城市政府間簽訂分工協議，共同為城市群內提供垃圾處理、污水處理等公共服務。城市群內政府間合作的另一種模式是為解決垃圾處理、環保等特殊問題，成立專門的管理機構。比如成立環境質量委員會，通過立法、成立共同基金來解決環境問題。
(二)加拿大的城市群董事會模式
加拿大大溫哥華地區城市群建立了類似于企業董事會的跨區域協調機構——政府董事會，以有效解決城市群發展面臨的重要問題。大溫哥華地區城市群涵蓋溫哥華、素里、列治文等21個市、區。政府董事會由各城市選舉的代表組成，每屆任期兩年，主要職能包括4個方面：一是負責制定城市群總體發展規劃、立法，對城市空間、交通網絡等進行科學規劃布局，保證城市群內資源共享;二是為城市群及各城市提供高質量公共產品;三是開發建設城市公園、林蔭道等綠色空間，保護城市綠地;四是完善社區公共服務設施，提高城市群居民生活品質。城市群董事會下設執行委員會，負責落實董事會通過的各項措施，在明確權責的基礎上，根據向各市、區提供的服務類型收費，并將其用于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可以看出，城市群董事會模式強調成員城市地位平等、重視成員權責對等，透明化的決策模式、專業高效的組織運作等因素保證了大溫哥華地區城市群董事會的成功運轉，從而推動城市群實現可持續發展。
(三)日本的都市圈跨區域協調模式
日本大都市圈的人口密度遠高于歐美城市，城市政府間合作模式也與之有明顯差異。一是官方組織成立跨區域協調機構。為完善對大都市圈的規劃和管理，建立國土審議會，在國土審議會下成立由政府、企業、高校科研機構及工會的代表組成的大都市圈整備部會，負責整個都市圈的發展規劃、建設和相關協調事宜，同時在國土審議會下設立由產業界和學術界專家組成的大都市圈政策工作組，負責大都市圈政策的制定及評估。二是在解決政府間合作問題的過程中特別重視立法保障。自1956年起先后頒布及修訂《首都圈整備法》《近畿圈整備法》和《中部圈整備法》，并出臺相應的配套法律法規，為大都市圈規劃、管理提供法律依據。大都市圈規劃從整體上權衡每個成員城市的利益，政策實施力度不區分城市等級，例如，在交通基礎設施規劃、城市空間利用、環境治理、信息共享等方面，無論是中心城市還是衛星城都能享受同等政策。三是在政府間合作過程中特別重視民間組織的作用。例如，日本關西地區成立了非營利性的關西經濟聯合會，成員包括關西地區的主要企業、高校科研機構和社會團體，負責針對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重點事務開展課題研究，提出政策建議;為城市群內企業和政府提供專業咨詢服務，并積極進行國際交流，尋求合作。相較于政府部門決策機構，關西經濟聯合會的主體來源多元化，活動經費主要來源于會員單位，能更好地反映出各類市場主體的實際需求，提出更具針對性的意見，從而有效降低政府運行成本。
(四)長三角的“三級運作”政府合作模式
長三角區域一體化至今已有37年歷程，在區域協調發展方面積累了不少經驗，從政府合作看，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建立了決策層、協調層和執行層三級運作的區域合作機制框架。1992年，長三角相關城市政府即自發建立了城市協作部門主任聯席會議制度，1997年升格為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2008年起確立了“主要領導座談會明確任務方向、聯席會議協調推進、聯席會議辦公室和重點專題組具體落實”的區域合作機制框架，實行“三級運作”。目前，決策層以三省一市主要領導座談會制度為主體;協調層以長三角地區合作與發展聯席會議為主體，2018年又成立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作為日常協調機構;執行層包括聯席會議辦公室和重點合作專題組，解決長三角一體化中的具體問題。二是在政府引導下推進構建長三角區域一體化市場。2014年建立長三角區域市場一體化發展合作機制，圍繞規則體系共建、創新模式共推、市場監管共治、流通設施互聯、市場信息互通和信用體系互認6個方面，以項目化形式力圖打破地區封鎖和行業壟斷，發揮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溢出效應，并已取得積極成效。三是探索建立區域公共治理合作機制。近年來，跨區域公共治理與政府合作已覆蓋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等領域，三省一市合作建立應急管理協調機制，應急管理的“一案三制”(應急預案、應急管理的體制、機制和法制)建設取得明顯成效，跨區域應急管理協同發展水平大幅提升。
通過美、加、日3個發達國家以及長三角城市群進行府際合作與協同治理的案例，可以看到有4個方面可供借鑒。一是推動制定法律法規，保證政府間合作各方的權利與義務，避免合作中的推諉扯皮現象，促進合作項目穩定運行。二是構建由決策層、協調層和執行層組成的多層次政府合作機制框架，通過政府引導式項目合作推動區域市場一體化。三是設立專門的專業化協調機構，積極運用現代治理技術、提高組織工作效率，促進資源利用最大化。四是多元主體參與，引入由社團、企業、專家學者組成的第三方機構進行專業化的評估監督，推動合作方案的貫徹落實。(作者：趙崢，李粉 中國社會科學院旅游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