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推動自貿試驗區建設迎來一次集中爆發——20日，自貿區擴容和負面清單等6個文件同時對外發布。同日舉行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將聽取國務院關于自貿區工作進展情況的報告。
從大幅擴容到實施負面清單，自貿區由1.0升級至2.0，將在哪些方面、多大范圍、何種程度上影響中國經濟的未來？
由一到四：筑起全方位對外開放新高地
“廣東、天津、福建做了大量準備工作，3個新建自貿區掛牌指日可待。”商務部部長助理王受文20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此時，距離上海自貿區正式運營已過去一年半，“試驗田”產出豐碩果實：基本建立負面清單模式，進口平均通關時間較區外減少41.3%，啟動實施跨境人民幣結算、雙向資金池等金融新業務，將監管重心從資質審批轉移到日常監管。
如今，“試驗田”由一塊增至四塊。“4個自貿區從北到南，在東部沿海地區呈線狀分布，構筑起各具優勢、各有側重的對外開放新高地，為在全國范圍內深化改革開放進一步探索途徑。”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占斌說。
他同時認為，東部地區貿易條件比較成熟，區域指向性更加明確，既可服務于國家戰略，又能帶動周邊地區，還擁有豐富的防控風險經驗，有利于形成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根據國務院印發的方案，上海自貿區實施范圍擴大到120.72平方公里，將形成與國際投資貿易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制度創新體系；廣東自貿區將建設成為粵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區、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樞紐和全國新一輪改革開放先行地；天津自貿區將努力成為京津冀協同發展高水平對外開放平臺，面向世界的高水平自由貿易園區；福建自貿區將率先推進與臺灣地區投資貿易自由化進程，建設成為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的示范區。
自貿區升級后，通過抱團產生溢出效應，可以爭取全球競爭新優勢。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李光輝說：“更加主動地推進自貿區建設，積極參與重大貿易談判和全球貿易規則制定，提出于我有利的中國方案，是一項關系我國核心經貿利益的戰略選擇。”
該院研究員周密認為，對內應鼓勵自貿區之間競爭，通過市場鍛煉，達到提升中國經濟全球競爭力的目的。
負面清單：開放倒逼改革釋放新紅利
“市場讓我堅信，中國自貿區的擴容會對外資企業特別是制造業產生很大吸引力，原因之一是負面清單讓投資領域擴大。”華南美國商會會長哈利·賽亞丁說。
過去兩個多月，他一直幫助美國得克薩斯州一家肉類加工企業在中國華南地區投資建立大型冷鏈加工廠。商會去年底進行的調查顯示，44%的受訪企業表示愿意去自貿區投資。
負面清單是自貿區彰顯開放與透明的標志。上海自貿區成立之初就發布了負責清單，2014年更新后由190條減少到139條。
20日發布的負面清單再次取得突破，不僅適用于4個自貿區，條數更是縮減到122條，調整幅度達到12.2%。
“比負面清單長短更為重要的，是背后政府職能轉變思路之變。對外資的管理由審核變為備案，只要不在負面清單上的行業和企業都可以進入，這一變化是革命性的。”上海自貿區管委會副主任朱民說。
正是制度創新，把自貿區與經濟特區和開發區區分開來。張占斌表示，經濟特區和開發區常常人為制造“政策洼地”，利用優惠政策、減免關稅等手段吸引投資；自貿區的核心是打造“制度高地”，消除政策壁壘，給外資準入放開和國民待遇。
以負面清單為抓手，自貿區率先破解一系列改革難題。在上海自貿區，商事制度改革、事中事后監管改革等同步推進，產生巨大“虹吸效應”。截至2014年底，上海自貿區內海關注冊企業已達1.25萬家。
今年初，國務院對上海自貿區可復制改革試點經驗在全國范圍內的推廣進行了部署，包括投資管理、金融改革、服務業開放等28個事項。
專家指出，自貿區擴容后，各項改革舉措應協調兼顧，整體推進。對外經貿大學教授屠新泉說：“這樣可以把積累的經驗在較短時間內推廣至全國。”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李健認為，各地從自貿區建設中看到了改革攻堅實現新突破的希望，看到了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重大利好。
“但不同地方有不同情況，不應一哄而起。自貿區是改革試驗田和壓力測試場，不是僅供參觀的盆景，建立自貿區必須承擔起排頭兵責任，有迎難而上的勇氣和堅韌。”李健說。
融合接軌：與三個支撐帶共拓發展新空間
前不久，總部位于北京的中信銀行將旗下金融租賃公司落戶天津濱海新區中心商務區，注冊資本40億元。行長李慶萍表示，選擇在這里落戶是看中了即將掛牌的天津自貿區各項政策創新帶來的便利。
這是天津自貿區與京津冀協同發展國家戰略有機銜接的一個側影。“4個自貿區與三個支撐帶建設存在交集，在區域發展戰略中發揮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咨詢研究部副部長王軍說。
他指出，以自貿區的開放為先導，帶動區域對外開放，推動內外協同共同發展，實現了三大支撐帶和4個自貿區的優化組合。
“天津自貿區既要考慮北京產業轉移，也要充分利用河北省的海港空港優勢，通過政策共享讓京津冀整體受益。”天津財經大學教授叢屹說。
上海自貿區管委會政策研究局局長張湧表示，“上海自貿區居于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長江經濟帶物理空間的交會點，隨著貿易便利化等改革措施的進一步落地，將在沿江沿海運輸、國際中轉航運、口岸貿易通關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教授張光南認為，“一帶一路”戰略與廣東自貿區兩者相互交叉，一個強調走出去，一個突出引進來，兩者都是為了構建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可以更好地融合接軌，共同構建我國開放型經濟體系。
與國內自貿區同步，中國正在與多個國家構建自由貿易區，多個自由貿易協定已經簽署實施，還多一些正在談判，內外自貿區相呼應的“雙輪架構”日趨形成。“通過‘一帶一路’的帶動，中國可以與沿線國家實現互聯互通，實現內外自貿區的戰略對接。”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關秀麗說。
王軍認為，要統籌好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與拓展區域發展新空間，應打破按照行政區域配置資源的觀念，實現要素的自由流動，并通過多種優惠政策吸引自貿區內外的高端優秀人才，形成聚合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