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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時空大數據的粵港澳大灣區城鎮群結構研究

來源:中機院時間:2021-03-31 點擊: 2870次

本文結合大灣區區域綜合結構特征以及大灣區相關規劃政策空間布局特征，闡述了大灣區內城鎮群結構的發展狀態、發展問題以及未來方向。指出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需要進一步加強多中心協調機制優勢，解決區域內東強西弱、周邊滯后、核心北移等結構問題。梳理各類單元間的

　　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重點建設的戰略區域，其協同結構的有效認知是打造世界級灣區的核心研究內容。作為一種重要的城鎮群發展模式，大灣區內部具有復雜的城鎮協同關系，這一關系充分體現在城鎮間的人群流動特性上，而跨城職住遷徙是區域人口流動的一種直觀、穩定的表現，基于高精度跨城職住遷徙數據開展灣區協同結構的認知意義顯著。文章在總結歸納國內外灣區協調發展研究、跨城職住綜合應用研究的基礎上，基于百度地圖所識別的跨城職住時空大數據開展了粵港澳大灣區協同認知方法的研究與實踐。研究構建了跨城職住交換網絡，以統計單元為網絡節點、以交換流量為連接權重，從加權連入連出度占比、加權中心度、遷徙平均距離3個方面認知跨城職住關系。研究進一步結合經濟數據展開城鎮群協同關系的聚類分析，將大灣區內各空間單元歸納為交流中心單元、優勢單元及其特例、待發展單元、輸出型單元、輸入型單元6類。研究結果發現，當下粵港澳大灣區構建了廣州—佛山、中山—珠海、深—莞—惠3處交換結構異質性組團，多中心發展結構明顯。同時灣區協同不均衡的問題仍然存在，各類協同特征單元呈顯著的圈層結構分布，東西岸城鎮交換關系差異明顯。最后，本文結合大灣區區域綜合結構特征以及大灣區相關規劃政策空間布局特征，闡述了大灣區內城鎮群結構的發展狀態、發展問題以及未來方向。指出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需要進一步加強多中心協調機制優勢，解決區域內東強西弱、周邊滯后、核心北移等結構問題。梳理各類單元間的合作模式，強化協同網絡中優勢空間單元的貢獻程度，鞏固交流中心單元的參與程度，避免極核同周邊形成單向的輸入輸出，充分利用廣闊的灣區腹地促進區域功能的循環與互補，以期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協同發展提供支持。

　　1、引言
　　灣區建設是城鎮群協同發展的一種重要模式。良性、高效發展的灣區往往會成為促進區域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灣區內城鎮間的協同結構是評估灣區建設水平、優化灣區運行效率的重要影響因素。灣區內的人口格局是城鎮群協同關系的一種重要表征，而跨城職住是一種穩定性強、目的性明確、協同屬性顯著的區域流動行為。因此，基于時空大數據分析灣區城鎮群的跨城職住關系對研究灣區綜合發展水平、認知城鎮群關系結構有著重要的影響。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城鎮群建設的核心區域。2017-03李克強總理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明確提出要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2019-02，由中國中央、國務院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指出大灣區未來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的定位。當下，大灣區正在高標準、高質量的規劃發展目標下飛速建設，結合高質量數據開展粵港澳大灣區城鎮群結構分析意義顯著。

　　1.1 國內外灣區理論及實踐研究
　　灣區發展研究的核心是面向海灣地區內的城鎮群，針對城鎮群發展結構的探討一直以來都是學者們關注的要點。19世紀末霍華德描述了田園城市中圈層結構特征的區域城鎮組群發展模式，對城鎮間的交通、經濟、規模等內容做出設想。20世紀30年代中心地理論闡述了城鎮間存在的等級、服務范圍及相關關系，描述了六邊形的城鎮分布模式。Peter等(2010)在產業鏈結構基礎上提出多中心城市群理論，論述了單中心與多中心城市群發展的特征及利弊。隨著區域內城市間、城鄉間關系愈發緊密，針對區域內城鎮結構的研究也逐漸豐富，前蘇聯專家對符合一定城鎮結構、規模、城市化水平的區域進行統一認識，提出城市聚集區。戈特曼進一步提出大城市連綿區，指出由若干大城市為中心、常擁有國際性海港、區域高度城市化的連綿地區所具有的特性以及認知的意義。麥吉從亞洲鄉村城鎮化進程中的人口規模以及城市化水平的特征出發，提出亞洲城鄉融合區，對區域城鎮結構的研究做出了補充。

　　早期國際灣區的實踐注重頂層設計，各灣區均構建了完善的規劃、政策、法律體系及相應的統籌協調機構。紐約灣區1929年第一次出版了《紐約及其周邊地區的區域規劃》，之后3次制定了面向區域發展建設的規劃，針對中心同衛星城之間的協同關系及功能分配不斷做出改進優化;東京灣區1951年實行《港灣法》，自2006年后陸續出臺3個專項規劃。舊金山灣區2013出臺《舊金山灣區2040區域戰略》，對既有的灣區發展策略進行了整合。蘭斯塔德城鎮群先后五次制定空間規劃政策，展開多核城市群和增長極之間的不斷博弈。

　　當今國際上面向灣區的理論研究，則主要聚焦于既有建設的優化與治理。包括灣區的運營管理及優化，對各類設施的綜合維護、效率評估、使用評價等研究;又或是分析非空間層面中不同城市發展機制對城市運行的后續性影響。除此以外，面向灣區的人居健康與生態保護研究也逐漸成為研究重點。我國的灣區建設仍處于快速發展階段，研究多從國內灣區分析或國內外案例對比的角度，開展偏向于區域宏觀視角的、探討性的研究。方向涉及頂層設計、城鎮群結構、產業結構、區域協同、法律法規、教育醫療、公共服務等多個角度，通過對現狀問題的剖析與相應策略的提出，對灣區的優化建設提供參考。

　　1.2 時空大數據應用研究進展
　　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互聯網、物聯網等新興數據的高度發達，運用多源時空大數據開展城市的感知、分析、模擬、預測已經成為重要的研究方向，時空大數據所具有的高時空粒度與跨度、多源樣本覆蓋、人本特征顯著等屬性為城市發展研究帶來了新的契機。同時，結合時空大數據開展城市的編制、審批、管理、優化、動態監測、評估預警亦成為規劃實踐的核心內容，改變了傳統規劃的思維模式。從對象尺度來看，時空大數據的應用分析包含建筑、社區、城市、城鎮群(區域)、全國乃至全球等不同尺度。在針對尤其是大尺度空間、長時間跨度的區域國土空間分析中，時空大數據的應用具有極大的優勢。

　　面向區域城鎮群、灣區城鎮群的時空大數據應用主要包括描述識別、模擬預測、評估評價定量分析等方向。其中，描述識別是運用多時段遙感影像、職住OD數據、POI、手機信令、公交刷卡、衛星定位、點評文本等數據對灣區城鎮群的各類要素及要素關系展開定量研究，以實現對城鎮群的有效感知;模擬預測是對灣區中多類別、多時相數據的變化特性進行分析，探究城市現象的核心驅動因素并構建模型，以實現城市的發展預測;評估評價研究，是對灣區城鎮群運維過程中產生的各類過程數據進行分析及篩選，將能夠突出表達區域發展狀態的信息納入到城鎮群評價指標體系中予以應用，通過對指標的定性分析定量計算給與城市運維優化的建議。當下，時空大數據的有效應用已經成為新型城鎮群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指標，但整體上針對灣區分析的數據粒度仍普遍較粗，灣區內城鎮群協同結構的精細化分析依然匱乏。而本研究所開展的跨城職住分析，正是在區域城鎮群尺度下積極探索應用高空間粒度時空大數據，基于跨城職住信息所進行的城鎮群協同結構認知。

　　2、數據特征與研究方法
　　2.1 跨城職住數據特征分析
　　職住數據是一種表征人的居住、工作、職住關系的典型時空大數據。居住與工作是人類的重要需求，居住及辦公功能也是城市功能的核心組成要素。針對職住空間的研究主要包括3個方面：職住空間的精準識別、職住關系的分布及結構特征分析、職住關系對居住者以及對城市發展的影響。但傳統的職住分析多聚焦于單一行政區，對于跨行政區劃的大尺度職住數據分析較為匱乏。

　　跨城職住信息具有如下的數據特征：

　　(1)不同于跨城遷徙數據或區域流動數據，跨城職住數據精準描述了人群一段時間內具有頻繁重復性、目的性明確的跨城流動行為，具有穩定性。數據中的居住與工作屬性，突出體現了人群在區域范圍內對于居住及辦公功能的不同需求，是城鎮群間互相交流協同的一種直觀表現。職住信息所表達的數據特征不僅是對人群流動狀態的有效認知，也是對城市發展結構的重要表征。

　　(2)跨城職住關系是城鎮間跨城職住者互相流入流出所構成的一種交流網絡，這一跨城交流網絡具有一般網絡數據的特征。城鎮作為網絡數據中的節點，通常具有連入度、連出度、中心度等屬性，連接關系作為節點間的邊通常具有權重的屬性，這些因子也常常被引入到網絡數據的分析研究中。

　　(3)作為真實地理坐標系下的網絡數據，跨城職住網絡當中各節點間的空間距離具有現實意義。針對與某一城市節點連接的所有邊，其長度水平反映了該城市所影響跨城職住者的輻射范圍，同時也反應了跨城通勤的距離成本。該因子是反映跨城職住網絡特色的一項重要因子(郭亮等，2018)。

　　2.2 研究框架與技術方法
　　結合灣區發展建設的需求以及相關數據特性，本研究擬定技術路線，包括6個步驟：

　　(1)劃定空間單元。根據研究目標與需求，選取適當的空間單元作為研究對象，將跨城職住數據等其他多源數據劃分到各個空間單元當中。單元的劃分應充分保證其合理性與可對比性。

　　本研究在針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分析中，主要選取各城市的區縣行政區劃作為空間單元。由于大灣區城鎮群的建設已進入到快速發展階段，以城市作為基礎單元不能體現出區域之間的發展特性，因此選擇空間粒度更細并且統計數據易得的區縣單元為研究基礎。對于不設區的中山市、東莞市，以相應的分區規劃作為單元劃分的依據。對于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則采取不進一步分割空間單元的方式進行分析。

　　(2)選取分析因子。對既往跨城職住數據研究中選取的分析因子進行總結，并分析跨城職住數據特性、網絡數據結構特性。本研究最終選取了輸入總量、輸出總量、輸入距離、輸出距離、連接度以及經濟總量作為初步的分析因子。定義居住在本地工作在外地的遷徙行為為輸出、居住在外地工作在本地的遷徙行為為輸入。分析因子的概念如下：

　　輸入總量、輸出總量分別代表某空間單元的輸入總人數、輸出總人數。該因子表征空間單元輸入輸出人數的量級。

　　輸入距離、輸出距離分別代表輸入到某空間單元的遷徙者起始點直線距離，從某空間單元輸出的遷徙者起始點直線距離。該因子表征空間單元跨城職住輸入輸出的影響范圍。

　　連接度表示與某空間單元有關聯的輸入輸出總量在全域連接總量中的占比。該因子表征空間單元在整體遷徙網絡中的重要程度。

　　經濟總量選取各空間單元的GDP總量，用來表征該單元的經濟發展水平。

　　(3)因子標準化。本研究選取的空間單元形態并不統一，單元自身的規模對因子等級存在極大影響。對各因子進一步展開標準化，得到輸入輸出總量占比、輸入輸出平均距離、加權中心度、人均經濟總量6項因子。

　　(4)對選取的屬性因子進行相關性檢驗，剔除相關性高的因子。

　　(5)對因子列表進行正態標準化，滿足聚類分析的標準。

　　(6)結合系統聚類、K-Means聚類分析，選取最優的分類子集。基于分析結果得出研究范圍內各類別的空間分布，并總結其特性。

　　3、粵港澳大灣區城鎮群跨城職住結構認知
　　3.1 區域交通與經濟格局分析
　　近年來大灣區的空間格局在不斷發生改變，灣區城鎮群間的交通聯系愈發緊密。繼1997虎門大橋通車之后，2018-09廣深港高鐵通行，2018-10珠港澳大橋通行，2019-04南沙大橋(虎門二橋)通行，以及未來深中通道即將建成通行。隨著多項超級工程的竣工，粵港澳大灣區內尤其是珠海口東西岸城市間的空間格局發生著巨大的改變，也為其區域進一步的協同發展奠定了基礎。

　　大灣區的經濟建設一直處于中國領先地位，但灣區內部經濟發展水平仍呈現不均衡的狀況，經濟格局具體表現為“東強西弱”的狀態。近二十年間，香港經濟總量一直處于領先地位，在2018年前后被深圳市反超。深圳與廣州的經濟總量自2004年后有顯著提升，當下同香港并處于經濟領先地位。佛山與東莞次之，兩市的經濟狀況發展平穩。珠海、中山、肇慶、惠州、江門、澳門經濟總量相對較低。經濟增長速率方面，各城市在2011年前經濟總量增速波動較大，自2011年之后的近十年中各城市的經濟總量基本處于穩定增長狀態。2015年澳門經濟總量下降明顯，與其旅游、博彩服務業產值的持續下降關系緊密。

　　3.2 區域跨城職住結構認知
　　為識別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城市群跨城職住關系，本文基于百度地圖所識別的跨城職住數據展開分析。數據中，居住地點的識別，是指用戶空間定位及時間分段多處于工作日夜晚及周末，數據空間定位位置多位于居住區域，且滿足在該城市居住超過半年等條件進行判斷;工作地點的識別，是指用戶空間定位及時間分段多處于工作日白天、數據空間定位位置多位于辦公區域、連接無線屬性多為公共無線等條件進行判斷。本研究以2019年初識別的跨城職住數據展開分析。

　　灣區內跨城職住水平整體較高，研究識別了近1550000條跨城職住行為。城市間的遷徙總量中廣州—佛山、深圳—東莞、深圳—惠州排名最高，3組城市均為空間上相互鄰接的關系。廣州與東莞、肇慶與佛山、珠海與中山的總量次之、數量相近，而江門、香港、澳門的遷徙總量在區域范圍內相對最低。計算各城市的遷出總量比遷入總量，可以看到中山、佛山、惠州輸出大于輸入，本地居民趨向于到外地尋找工作;江門、深圳、東莞輸入輸出基本持平，城鎮間職住交換趨于平衡;而肇慶、廣州、香港、珠海、澳門則輸入大于輸出，有更多的外地跨城職住者選擇在此工作。

　　進一步以區縣尺度為單元分析城鎮間職住關系特征。運用Gephi構建各區縣間跨城職住關系網，計算各節點的加權連入度、加權連出度，以分別代表該區縣的輸入數量的等級、輸出數量的等級。

　　遷入遷出數量層面佛山市南海區、順德區，中山市南部組團有較多遷出;珠海市香洲區、佛山市南海區則遷入較多。在跨城職住所構建的網絡中，珠海口東西兩側的城鎮聯系模式分異明顯。東側城市間跨城職住聯系更為緊密，各單元的網絡結構復雜，跨城職住流動分布更加均質。東莞、深圳、惠州3市交界處的區縣之間形成了密切、復雜的交換組團。西側的城市各單元間網絡結構相對簡單，但交換關系明確。當下形成了以佛山城區為中心與周邊單元具有密切交換關系的發散組團，以及中山、珠海間的高數量、單一化的交換組團。

　　計算各節點的中心度與連接度，以分別代表與該節點具有連接關系節點的數量等級以及與該節點具有連接關系節點的連接總量等級。灣區內各單元中心度呈現出沿海高于內陸、中心高于邊緣的趨勢，各單元的中心度數值差異較小。中心度最高的單元分布在香港、澳門、珠海香洲區及斗門區等珠海口周邊一帶，該區域與灣區內的其他各區縣均存在著更高程度的跨城職住交換關系。

　　各單元連接度數值分異較大。除佛山市南海區作為區域內最大的交換單元外，其他次一級連接度單元諸如香洲區、寶安區、龍華區、白云區、順德區等則都相對均勻的分布于灣區中心地帶。整體上灣區內各單元的連接度呈現中間高周邊低的現象，同樣處于邊緣地帶的肇慶市與惠州市，其連接度水平均要整體好于江門市。

　　跨城遷徙距離層面，各城市的平均跨城遷徙距離集中于30—50 km，平均距離的極值分別為肇慶最大，澳門最小。跨城職住者的移動距離同移動數量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且下降趨勢明顯，25%跨城職住行為的移動距離小于13 km，跨城職住整體上趨向于開展短距離的出行活動。

　　其中，移動距離小于全樣本上四分位標準的近距離移動行為，主要發生在廣州—佛山城區交界處、中山南部組團—珠海香洲區—澳門的交界處，以及廣州市—東莞市—深圳市—香港兩兩毗鄰的交界沿線處，灣區東側城鎮間短距離跨城職住行為的空間分布明顯更加均勻。移動距離大于全樣本下四分位標準的遠距離移動行為，主要發生在肇慶西北區域—佛山市城區處、中山市西北組團—肇慶處、廣州中心各區—深圳、珠海、肇慶等城區處。肇慶同灣區內部主要核心區域均發生著密切的職住交換關系，相較而言同樣遠離灣區中心的惠州市及江門市則少有遠距離的跨城職住行為。

　　整體而言，粵港澳大灣區城鎮群的建設水平正在逐步提升，廣州市與佛山市、深圳市與東莞市已經形成了密切的職住交換關系。城鎮間，尤其是短距離的空間單元之間人員流動關系密切，更多的跨城職住遷徙者可以選擇非城市中心區開展工作。灣區內各空間單元構成的職住關系網呈現出多組團集中、各組團結構分異的現象，東莞—深圳—惠州及周邊形成的組團交換關系密切復雜，城鎮間交界處及城鎮內部均有一定程度的流動行為;中山—珠海組團存在著明確的人員流動關系，但同周邊地區關聯程度較小;以廣州—佛山中心城區為核心的組團同周邊區縣之間構成單中心發散式交換關系。整體上西岸城市間的人流交換量較大，但交換關系單一，組團內部輸入輸出數量比例失衡，跨城職住覆蓋范圍分異性較大。東岸城市間的人流交換密切，組團內輸入輸出數量基本平衡，跨城職住行為的空間分布更加均勻。

　　4、粵港澳大灣區城鎮群協同關系研究
　　4.1 協同關系定量分析
　　結合跨城職住行為的數據特性以及網絡數據的結構特征，本研究選取了跨城職住遷徙輸入、輸出總量;跨城職住遷徙輸入、輸出距離;跨城職住網絡中心度，以及相關經濟指標等因子展開分析。

　　由于研究采取非均質空間單元，各單元規模會影響因子數量等級，因此對各因子進行加權處理。加權處理后因子包括遷入數量占比、遷出數量占比、遷入平均距離、遷出平均距離、加權中心度、人均經濟總量。其中，輸入輸出總量占比為該單元輸入輸出總量比該單元常住人口總量;輸入輸出平均距離為該單元輸入輸出總距離比輸入輸出行為總次數;加權中心度為連接度及中心度疊加計算;人均經濟總量采用各單元人均GDP的統計數值。

　　進一步對輸入輸出占比、輸入輸出平均距離兩組因子展開雙因子相關性分析。經判斷，遷出平均距離、遷入的平均距離兩因子呈顯著的正相關性，皮爾遜指數達到0.972，因此本研究采用綜合跨城職住遷徙距離作為分析因子替代輸入輸出平均距離兩項因子。

　　在此基礎上為提高聚類結果質量，對各因子數據進行正態標準化。最終得到粵港澳大灣區內空間單元的輸入占比、輸出占比、平均移動距離、加權中心度、人均GDP等級分布圖。

　　4.2 協同關系類型劃分
　　運用SPSS系統分類，構建聚類類別數與聚合系數的相關關系，經分析發現當聚類類別選定在5類或6類時的聚合系數值趨于穩定，因此本研究選擇6類類別以保證分類結果的最優化。基于K-means聚類方法對灣區內65個空間單元展開聚類分析，得到6類特征空間單元的分類結果以及分布狀況，簡稱為A至F類。

　　A類單元是灣區內有待進一步加強聯系的優勢單元，主要位于沿海地帶以及核心周邊地區。該類單元人均GDP較高且區域發展水平好，但單元的跨城職住輸入、輸出數量占比以及遷徙平均距離多處于中等偏下水平，尤其是加權中心度水平極低。同周邊單元的交換水平仍有提升空間。

　　B類單元是灣區跨城職住的重要交流中心，主要位于大灣區的地理中心區域。該類單元的加權中心度水平極高，整體的跨城職住遷入遷出流動水平較高。但該類單元的人均GDP等級往往不處于第一梯隊。

　　C類單元是灣區內的待發展地區，主要位于大灣區的周邊區域。由于地理空間的原因，該類單元遷徙平均距離極高，且普遍經濟發展狀況欠佳，同時加權中心度極低。往往通過遠距離的跨城職住遷徙謀求更好的工作、居住條件。

　　D類在本研究中特指澳門，該單元屬于A類的一種，但其人均GDP水平遠高于其他空間單元，同時其加權中心度及平均遷徙距離遠低于其他空間單元。值得注意的是，澳門的遷入占比遠高于遷出占比，可以發現其主要吸引周邊小范圍的人群前來謀求發展。

　　E類空間單元為輸出型地區。其輸出占比遠高于其他單元，是遷出人群的重要貢獻來源。

　　F類空間單元為輸入型地區。其輸入占比遠高于其他單元，是遷入人群的重要貢獻來源。

　　從A至F類的空間單元整體分布可以發現，粵港澳大灣區的整體發展狀況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圈層結構，該圈層以珠海口為中心向外擴展。優勢單元同交流中心單元呈交錯分布，同處于灣區的地理中心區域，這兩類單元之間存在著密切的協同關系。灣區的周邊被待發展類單元包圍，該類地區的協同能力有待進一步加強。同時，區域內有兩組具有明確交換關系的輸入輸出組團分布于沿海地帶。

　　5、結論與討論
　　5.1 主要研究結論
　　大灣區當下的發展特征同灣區所制定的發展策略以及其自身的地理現狀有著密切的關系。結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及《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等相關報告，明確當下大灣區政策層面的空間布局是以實行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作為極點帶動，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作為中心城市輻射周邊，以廣佛肇、港—深莞惠、澳—珠中江形成組團的區域空間結構。

　　結合本研究結論，粵港澳大灣區在職住關系層面呈現多中心組團式發展結構特征，現狀已形成了廣州—佛山、中山—珠海、深莞惠三處交換結構異質性的組團;在區域層面的協同關系分類中，各單元類型分布呈現較為顯著的圈層結構，表現為以珠海口為中心向周邊擴展的模式。

　　對比粵港澳大灣區現狀的綜合布局結構以及政策結構，可以發現當下大灣區的發展特征與發展欠缺。發展特征層面，粵港澳大灣區在現狀以及規劃政策中均呈現顯著的多中心、多組團的結構模式。不同于單中心城鎮群結構，粵港澳大灣區強調以3組引領極、4個發展中心來整體提升一灣三區的經濟建設水平，具有結構優勢。這使得其未來可以有效的避免單中心發展模式中過渡膨脹所帶來的擁擠問題;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發展極相對集中的分布于沿海地帶，同世界一流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地域面積最大，發展極由沿海向幅員廣闊的內陸腹地進行縱深牽引，使得灣區內有充足的空間去有效布置合理的產業鏈促進區域協同。

　　發展欠缺層面。大灣區所強調的多中心、多功能區域發展模式面臨城鎮群協同關系不協調的挑戰。灣區內各城市的中心城區分布相對集中，城市發展建設空間連片化明顯，綜合導致灣區內城鎮群協同關系圈層化的現狀;相比于政策結構的布局，規劃中所設想的以澳門—珠海、香港—深圳作為增長極輻射周邊的模式尚未形成有效規模，現狀城鎮群職住交換的核心組團分布趨向“北移”。充分且密切的人流交換行為主要發生在大灣區的幾何中心周邊，且呈“東強西弱”的態勢;外圍城市的非中心城區單元發展相對滯后，肇慶市、江門市的大部分區域以及惠州市的部分區域仍處于亟待發展的階段，區域整體協同水平差異較大。

　　5.2 需要討論的問題
　　總體來說，粵港澳大灣區具有以多中心為發展極核、以周邊廣闊空間為腹地的結構優勢，但當下灣區的發展存在著發展不協調、競合不明朗的問題。究其原因，一方面隨著廣州經濟總量的大幅提升，以廣佛為中心的區域增長極對香港、澳門的資源逐漸構成壓力，廣州作為省會城市，其政治地位對其經濟發展政策的制定有較強影響。第二方面，深圳經濟總量大幅提升，2018年其經濟總量超過香港。深圳同東莞、惠州之間已經形成了密切的人流交換，而同香港之間則逐漸顯現出競爭態勢。第三方面，粵港澳大灣區的整體建設水平仍處于快速發展階段，區域綜合發展、功能合理分配的協同模式仍需要進一步的建設。第四方面，澳門、香港同周邊區域的交換關系受管理體制、政策的影響，當下需進一步的加強合作以改善協同關系。

　　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需要進一步加強多中心協調機制的優勢，清楚的認知當下極核發展不充分、周邊地區發展滯后、區域協同水平不均衡等現狀。梳理區域極核之間的合作模式、優化極核間的協同成本，激發極核的輻射帶動能力。平衡好極核發展過程中對周邊區域形成的福利與競爭之間的關系，避免極核同周邊形成單向的輸入輸出，強化協同網絡中優勢空間單元的貢獻程度，鞏固交流中心單元的參與程度。發揮區域內各單元的特色優勢，充分利用廣闊的灣區腹地促進區域功能的循環與互補。整體上從經濟、社會、政策、物質空間設施等多方面對區域協同發展予以支撐，促進城鎮間人才、資金、信息的有效流動。

　　本研究采用跨城職住時空大數據，面向粵港澳大灣區展開了城鎮群結構協同關系分析。研究運用跨城職住網絡相關因子對灣區內各單元展開聚類，結合相關規劃政策分析灣區現狀的發展特征、發展問題以及發展方向。但同時，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研究對形成當下城鎮群結構背后的多元機制有待進一步挖掘。城鎮群結構分析的數據有待加入經濟流、交通流等新型時空大數據，豐富對城鎮群協同結構的認知。更多局限內容將在后續研究中進一步完善。(作者：吳冠秋黨安榮田穎闞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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