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贏扶貧攻堅戰,是黨和政府對全國人民的莊嚴承諾,是縮小城鄉差距、推進城鄉一體化的重大戰略舉措。產業撫貧是貧困地區和人口擺脫貧窮的基本路徑,是最根本和最長久的扶貧。沒有產業發展帶動,貧困地區很難脫貧;缺乏產業支撐的脫貧,脫貧后的發展也難以為繼??偨Y貧困地區產業扶貧的主要模式,找出突出困難與短板,強化貧困地區產業基礎以加快脫貧步伐,對依托產業扶貧實現國家“十三五”脫貧戰略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農村地區產業扶貧涌現出七種典型模式
(一)特色種養加扶貧模式
該模式利用貧困地區資源優勢發展特色產品種養殖,鼓勵引導工商資本進入農業生產領域,發展生態高效農業和農產品加工業,打造貧困村特色產業,延伸農產品價值鏈,帶動貧困戶就地就業增收。例如,湖南省東安縣制定了農村特色產業發展規劃,著力支持生態種養業,在四個貧困鄉鎮重點扶持特色種養項目,發展肉牛養殖400余頭,建設豐產楠竹基地4萬余畝,新增楠竹精深加工生產線3條,建設反季節商品蔬菜、優質水稻、名特優瓜果等特色基地2.2萬畝,引導和帶動當地貧困戶就近就業、創業,覆蓋貧困戶705戶、2120人,貧困戶年均增收千元以上。
(二)鄉村休閑旅游扶貧模式
該模式通過財政資金投入,整治村莊環境,開發景區景點,開辟鄉村旅游業,發展農家樂,帶動貧困戶融入旅游產業鏈,實現脫貧致富。例如,陜西省佳縣赤牛坬村積極發展以民俗文化為代表的鄉村旅游,組建紅棗牡丹管護團,優先招錄貧困人口197人,2016年接待游客21萬人,貧困戶人均旅游收入達到8250元。
(三)資產收益扶貧模式
該模式是在扶貧產業項目中,將自然資源、公共資產(資金)或農戶權益資本化或股權化,相關經營主體利用這類資產產生經濟收益后,貧困村與貧困農戶按照股份或特定比例獲得收益。這種模式不依賴農戶的獨立經營能力,對失能和弱能貧困人口具有針對性。通過賦予貧困戶產權或股權,有利于貧困農戶積累資產并利用這些資產持續受益,實現持久脫貧。地處貴州西部、烏蒙山腹地的六盤水市資產收益扶貧最為典型。2014年以來,六盤水市在農村開展了“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的“三變”改革。村集體將“沉睡”的集體土地、林地、水域等自然資源要素通過入股等方式盤活。在不改變資金使用性質及用途的前提下,將各級財政資金投入到產業中,量化為村集體或農民持有的股金。同時,農民自愿將個人的資源、資產、資金、技術等入股到經營主體,參與分紅成為股東。截至2016年6月,六盤水推動129.03萬農村人口參與“三變”,帶動貧困戶33.44萬人,人均年分紅1200元以上。
(四)電商產業扶貧模式
該模式通過吸納貧困人口從事電商及物流配送等關聯產業解決就業問題,并為貧困人口創造更多購買物美價廉產品的機會,核心目標就是提高貧困家庭的實際收入,本質屬性是讓貧困地區對接電商大市場。截至2016年8月底,甘肅省成縣在102個貧困村已扶持建成電商扶貧服務點68個,開展各類電商培訓80期共計13984人次,孵化網店917家,電子商務全產業鏈各環節直接或間接帶動就業7100余人,全年銷售額達到1.16億元。湖北省宜城市胡坪鎮發展出“電商+眾籌”的扶貧方式。參與企業在微信商城面向社會發布“愛心眾籌葡萄樹”年產量的信息,愛心人士按300元/株/年認領葡萄樹。企業聘請貧困戶種植管理,葡萄成熟后,按15斤/株提供給認領者。超出15斤的部分由貧困戶享有并銷售,銷售收入歸貧困戶所有。2015年通過眾籌方式認領葡萄樹2000株。
(五)光伏產業扶貧模式
該模式是在住房屋頂或溫室大棚等設施上鋪設太陽能電池板,通過“自發自用、多余上網”,為農民增收、脫貧致富開辟新途徑。光伏扶貧充分利用了貧困地區太陽能資源豐富的優勢,通過開發太陽能資源、連續25年產生的穩定收益,實現了扶貧開發和新能源利用、節能減排相結合。2014年安徽省金寨縣開始試點光伏扶貧。在投資模式上,首批光伏扶貧項目采用貧困戶、縣政府和光能公司各出資8000元,電站產權歸貧困戶所有;第二批1000戶貧困戶的項目建設中,無力自籌資金的貧困戶還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無息貸款,貸款從光伏發電收益中逐年償還。在實施范圍上,從一家一戶點狀式項目,逐步擴大到以村集體為單位。在上網模式上,由最初的自發自用、余電上網,改為電力全部上網。截至2016年年底,金寨縣先后為7803戶貧困戶建成3KW分布式光伏扶貧電站,在218個村建成60KW村集體集中式光伏電站,實現了每個貧困戶年增收3000元以上,每個村年增收6萬元以上。
(六)生態農業扶貧模式
該模式通過保護生態和發展生態經濟,實現修復生態、保護環境和消除貧困的目的。自然生態較好、自然資源較豐富地區,利用豐富的自然資源發展林下經濟、循環經濟、特色產業、生態旅游業,促進生態保護和扶貧開發良性互動。重慶市武隆縣實施生態修復攻堅行動,整合林業、水利、土地整治、農業綜合開發等各類項目資源,扶持引導貧困村和貧困農戶參與實施退耕還林、天然保護林、水土保持林、石漠化治理等生態工程,同時扶持農戶發展林下經濟、循環經濟、特色產業。2016年年底,開發了特色林果、高山茶葉、中藥材等長效產業扶貧項目6.5萬畝,帶動1.2萬建卡貧困農戶實現了持續增收和穩定脫貧。
(七)邊境貿易扶貧模式
該扶貧模式通過邊境貿易基礎設施建設、邊貿扶貧產業園建立、邊民互市貿易改革升級等措施繁榮邊境貿易,吸納更多貧困人口在邊貿產業鏈中實現就業、獲得收入。廣西龍州縣在全縣成立邊貿互助組221個,引導1.6萬邊民參與邊貿運輸、裝卸、進出口貨物代理,其中貧困人口4045人。此外,貧困人口還可以享受國家每人每日互市貿易額8000元以下免征進口關稅和進口環節稅的扶持政策,依托邊民互市專業互助組,通過貿易運輸、貨物裝卸、進出口代理等獲得多項收入。同時,縣里大力發展進口產品邊貿落地加工業,引導扶貧移民搬遷群眾參與邊貿加工,還為婦女、老人提供從事堅果分揀、夾果、清潔等2000多個工作崗位。到2017年3月,邊貿扶貧吸納了近40%的建檔立卡貧困戶就業,貧困戶年人均增收2000元。
當前農村貧困地區產業扶貧面臨的主要瓶頸制約
(一)開拓市場難制約產業扶貧項目開發
我國產業扶貧對象集中在貧困鄉村,這些地方大多生態環保要求高,不適宜搞高耗能、污染偏重的大工業,可選擇的扶貧產業大多是以農業或以農業為基礎的農產品加工、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等產業,而這些產業由于進入門檻低、信息不完全,在各地產業扶貧項目的刺激下,極易出現供過于求,不少貧困縣種植的橙子、西瓜、蔬菜等農產品頻繁出現積壓賣不出去的問題。即使屬于一個地區的特色產業,但當產品和服務面向外地甚至全國市場時,其特色也會明顯減弱,因為與其競爭的同類產品和服務很多。同時,變幻莫測的市場導致許多貧困鄉村難以培育扶貧主導產業,多數產業處于“提籃叫賣”階段,既沒有龍頭企業頂天立地,又缺乏小微企業鋪天蓋地,更難以打造有影響力的品牌。受此影響,貧困地區大量農業扶貧項目普遍面臨低端農產品過剩、高端農產品市場開拓困難的局面。
(二)產業扶貧關鍵環節的短板問題突出
我國貧困地區大多位于深山、高原、沙漠等自然條件惡劣地區,遠離區域中心城市,并且與少數民族地區高度重疊,在上述地區開展產業扶貧長期面臨一系列短板制約。
第一,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貧困地區往往地方財力薄弱,自身無力持續改善交通、水利、通信、物流等基礎設施,再加上許多貧困地區位于區域邊緣地帶,基礎設施投入大、效益差,引入社會資本難度也大。據調研,許多貧困縣還沒有通高速公路,鄉村道路達而不通、通而不暢問題依然存在。交通落后極大地制約了城鄉要素流動和產業扶貧項目落地。
第二,扶貧經濟主體帶動力較弱。貧困地區龍頭企業大多規模較小,帶動能力有限,家庭農場和種養大戶數量少、實力弱,合作社中存在大量的“空殼社”“掛牌社”,多數合作社處于閑置或半閑置狀態,集體經濟組織欠缺或者沒用運營管理能力。上述各類扶貧經濟主體發展滯后,不利于整合農村資源和組織貧困農戶。
第三,資金短缺。“十三五”時期平均每年扶貧資金需投入約2400億元,現實情況是資金缺口較大。一方面,現有財政扶貧資金支付慢,整合難度大,缺乏具體操作辦法,涉農貸款規模小、期限短、門檻高,許多貧困地區財政還無力承擔風險保障金,造成有限的支農貸款落地難;另一方面,農村地區有大量“沉睡資本”,林權、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村集體資產、農房、農業設施、農機具等因為確權頒證、評估交易等滯后,無法轉變為實實在在的財富。第四,相關公共服務不足。受資金短缺、任務量大、條件艱苦等因素制約,貧困地區公共服務機構往往不健全,服務設施落后,基層服務人員短缺。再加上貧困地區干部隊伍整體素質不高,也難以有效勝任先進高效的產業扶貧方式,與產業扶貧密切相關的市場信息發布、標準化應用、先進技術推廣、公共品牌建設與維護、信用體系建設等嚴重滯后。
(三)產業扶貧方式不當、精準度不高
當前許多貧困戶的內生動力不足,“等、靠、要”和自暴自棄傾向嚴重,有越貧越要救濟的懶漢思想,產業扶貧中經常能見到“政府熱、貧困戶冷”的尷尬局面。政府主導或過度介入產業扶貧項目,也容易導致多元化參與主體缺乏,加劇貧困人口對政府的高度依賴。一些地方政府為完成扶貧任務,簡單地按照“撒胡椒面兒”的方式直接將扶貧資金分發給各個貧困戶,或者把樹苗、畜禽種苗均分到戶,忽略了農戶間合作機制的建立。此外,現有許多產業扶貧項目與貧困農戶對接不夠,企業與農戶之間的利益聯結機制松散,無訂單或僅依靠簡單的訂單農業方式,貧困農戶很難分享到產業鏈的增值收益。雖然政府花費大量資金和人力開展產業扶貧項目開發,但這些扶貧產業項目大多由經營能力較強的企業負責經營運作,在農企利益聯結機制不緊密的情形下,極易出現“幫富不扶貧”。
(四)農村人力資本現狀難以有效承接扶貧產業
近年來,我國農村空心化、人口老齡化趨勢明顯,農民受教育水平整體偏低,涉農培訓項目覆蓋面不寬,針對性不強,結果是有技術、懂經營、善管理的年輕人日益缺乏,農村剩余勞動力思想保守僵化,還存在大量因病致貧或缺乏勞動能力的貧困戶,最終導致貧困戶很難承接或深度融入各類產業扶貧開發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