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化債新政體現的政策思路變化
一是更加注重緩解地方的流動性風險
我們知道地方財政受到多重方面的擠壓，地方的流動性非常緊張。這就導致地方政府對企業的拖欠，比如說工程款的拖欠，政府購買服務的這一類拖欠，還有可能存量PPP可行性缺口補助已經承諾的那一塊也存在這種拖欠，所以這種拖欠實際上也產生衍生性的影響，就是在經濟現在整個需求不足、內生動力不足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的拖欠實際上對經濟產生一種收縮效應。從這一點上來說為什么要注重地方流動性風險。
二是化債方式從清償轉變為置換
這個變化實際上對地方來講就可以省下一大筆真金白銀，可以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這就相當于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可支配的活錢，因此，從這一點上來講化債思路這種變化，實際上對地方財政的這種高度緊張的狀態是帶來了一個緩解。因為以前是要減少絕對的隱債規模直到清零為止，但是后來發現這一種絕對減少隱債規模的這種方式，可能在當前這種形勢下要實現非常非常困難，還會帶來衍生的風險，宏觀收縮的風險，還帶來其他的營商環境的風險。從這一點來說就要改變這種化債的思路，防止風險的進一步蔓延。
三是更加注重在經濟發展中實現化債
我們過去強調的是把債務規模絕對減少，那么現在是通過促進發展穩增長去實現化債，這種方式毫無疑問是一種更佳的選擇，所以現在化債的這些政策在思路方面實際上有三個明顯的變化，當然11月8號新聞發布會上講了四個轉變大家可以看到。
（編者注：財政部長藍佛安在11月8日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聞發布會上介紹，實施這樣一次大規模置換措施，意味著我們化債工作思路作了根本轉變：一是從過去的應急處置向現在的主動化解轉變，二是從點狀式排雷向整體性除險轉變，三是從隱性債、法定債“雙軌”管理向全部債務規范透明管理轉變，四是從側重于防風險向防風險、促發展并重轉變。）
二、化債新政體現的認知變化
一是從化債轉向化風險
我們過去總是下意識的認為債務規模擴大了，債務增長速度加快了，意味著風險擴大了增加了，就是把債等于風險。按照這么一種認知呢，要控制風險，就是要減少債務，這一種認知是存在問題的。
一攬子的化債政策實際上背后的認知已經發生了一個轉變，就是現在認為化債和化風險不能簡單的劃等號，就是化解風險要跳出債務本身，要從風險本身來考慮，風險不是基于一個獨立的債務規?；蛘咴鲩L風險。市場經濟實際上就是債務經濟，債務風險它是一個相對量的變化，而不是一個絕對量的變化。你越是去強調債務風險，那么可能大家就是在分子上做文章，分子上做文章有可能帶來分母收縮得更快。因此，考慮風險的時候分子和分母它不是獨立的變量，兩者是相互關聯的。如果我們在收縮分子減少分子的時候，帶來了分母的更快得減少，那風險反而是上升的，在這種情況下越化解風險，風險就會越大，就會帶來處置風險的風險。
風險的識別、判斷和權衡在現代社會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從這一點來講現在這種認知上面的變化實際上反映出我們現在政策調整以后未來的方向，那就不是簡單的把債務本身當作風險，而是真正要從風險本身來考慮政策的制定。
二是從“財政收支平衡”轉向“財政可持續性”
大家也知道從財政部的新聞發布會上已經有了一個很大的轉變，這個轉變是什么呢？就是承認我們現在赤字還有比較大的空間，以前對赤字率一直認為就是3%，就是一個臨界點，說超過3%這個風險就擴大了。其實赤字率3%和債務占GDP的60%，這是歐盟在20世紀90年代初制定的一條財經紀律，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歐盟所有國家都沒有遵守這一條紀律。所以，3%和60%的說法被學界引進來以后誤解了、誤讀了，把它當成了一個風險警戒線，實際上這種想法就影響到了一些政策部門。政策部門也覺得3%就是一個風險警戒線，所以赤字率就不能太高，超過3%這個風險就大了，但是實際上3%、60%不是風險警戒線。
過去的范式就是收支平衡，我叫平衡范式。但現在從實踐中來看，赤字是常態，在這個收支不平衡變成一種新常態以后，我們新的范式是什么？那就是財政可持續。追求財政可持續和追求財政收支平衡，完全是兩個不同層次的東西，也可以說是不同發展階段與財政的目標。財政可持續就是你的利息率要低于經濟增長率，比如說你政府的債券利率比經濟增長率低，那你這財政就可持續，就沒有問題。
財政可持續的問題重點不是還本，而是利息的問題。但是我們過去把重心一直放在還本上頭，而對于利息的問題沒有高度關注，甚至我們在化解隱債的過程中，利息的這一塊問題可能重視不足。而且從金融的角度來說，財政即使沒有赤字也要化債。在美國曾經出現過在克林頓時期財政收支平衡了，照理說不應該化債，但是資本市場流動性工具不足，這個時候被迫收支平衡也要化債，發行了無赤字的美國國庫券。財政它具有金融屬性，化不化債其實與有沒有赤字是沒有關系的。
我們要從不平衡-平衡的這種范式轉向不確定-確定性的范式。確定性就是可持續，可持續就是確定，這個世界本來就是不確定的，我們只要是構建一種確定性就可以了，至于它平衡不平衡是次要，這個認知是一個顛覆性的變化，這就涉及到以后的政策設計。如果我們真正從財政收支平衡轉向財政可持續的范式，我想我們的財政政策空間就可以大大地拓展了。
